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共一大至五大党的总书记。他因发出了时代的声音而引起瞩目,又因关注新青年这一社会变迁的新兴群体而赢得了大量追随者,更因倡导从国家向国民、从政治到文化的转向而起到开风气的作用,并且很快形成全国性的影响,与胡适一起取代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为代表时代的标志性人物。读书人的责任感,使他从不谈政治到谈政治,最终走向直接诉诸行动的政治革命,并长期以政治人物自居。但实际政治运作并非其强项,后期所犯的错误可窥见一斑。正如陈独秀的孙女研究陈独秀的权威陈长璞认为的，“他是一个革命者，不是一个政治家”。纵观历史我们来回顾和评价这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重大影响，而又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以致很长时间内“盖棺”却难以“论定”独特人物。
一、陈独秀之风雨人生
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位亲身参与了从辛亥革命到抗战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的大人物，他就是生于安徽怀宁(今安庆市)的陈独秀(1879-1942)。陈独秀的一生，可谓命途多舛(一次被绑，四度入狱)，又充满传奇色彩——他是晚清秀才，文字却偏向《文选》一脉。他是清季《安徽俗话报》的创办者，那时便关注“国家”和读书不多的人。入民国后，又创办《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可以说只手掀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他数次留学日本，尊崇法国文化,却在“五四”后明确提出“拿英美作榜样”的主张，又身与“以俄为师”的实践，一身而映射出现代中国学习榜样的转向、思想权势的转移。他是中共的创建人和早期领袖，却被中共开除，不久又以中共首领身份被当局拘捕，身陷囹圄。他的北大朋友认为他曾是自由主义者，他的中共同事发现他不懂马列主义。他以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开启自己对童年的回忆，带着“世无朋友实凄凉”的感觉离开了人世。
这样充满对立、紧张和颠覆的传奇人生，起伏跌宕，往往转换于瞬间，对当事人恐怕不轻松，对研究者则可能是财富。
二、中共党史对陈独秀功过是非评价之变迁
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绕不开的人物陈独秀，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评价他“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本建国初期最权威的党史书籍中，除了那句“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他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之外，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陈独秀的正面或积极的评价。
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对于陈独秀有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由于陈独秀是当时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大会选举他担任中央局书记，”该书写道。而对于八七会议上关于陈独秀的批评，该书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当然，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不能只归于陈独秀个人，会上所作的批评也有不尽恰当的地方。”
2002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陈独秀已经恢复为一个正面人物了。“尽管大革命失败他负有领导责任，但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党的一届到五届的领导人，这些功绩是要肯定的，他是个正面人物，不是反面角色。功过都要掰开来看，不能一概否定。”石仲泉说。
在2008年，纪念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召开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对于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所犯的右倾错误，石仲泉曾指出，这是党内路线是非问题，不是革命与不革命问题。在党内犯有所谓“路线错误”的不在少数，这不能构成什么“罪名”。“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错误的责任不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杨凤城也认为，陈独秀在国民大革命时代究竟应该负多大的责任，现在的研究表明主要责任在当时的共产国际。
三、陈独秀之简评
陈独秀作为中共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我们在研究和评价时，应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将其放在中华民族全部历史中，既充分肯定他的巨大贡献，同时又严格审视他的偏颇和过失。
首先，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建党时期的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其地位和影响在当时无人可及。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精神领袖和总司令，在很多问题上具体指导了运动的进行；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党的一届到五届的领导人，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创建问题上向来有“南陈北李”之说，李大钊和陈独秀同被看作中共创始人，但是陈独秀的份量要比李大钊重得多。从当时党员所受的思想影响看，他们无一例外地受到了陈独秀的影响。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可见，陈独秀是那个时期历史前进的领头羊，是指导历史发展方向的关键人物。
其次，从文化断裂与延续角度看，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创建起到极大的作用。中国科举制度废除后，存在着一种文化断裂，大批知识分子出国留学接受新思想，是想把文化延续上。陈独秀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文化选择上坚持的现实功用的价值标准，在文化发展上采用优胜劣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原则，以及在文化建设方向和手段上的多元性、民族性、世界性、开放性、普及性的价值要求。这些对当时中国的文化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为了建立新型的伦理文化进而实现国家独立和人的解放的目的，以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为主要思想武器对中国国民道德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较为全面和深刻地揭露了中国国民道德的劣性，与鲁迅主要以文学形式进行国民性批判产生了异曲同工之效用，对于唤起广大国民尤其是青年们的爱国意识、独立意识、科学意识和民主意识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最重要的是陈独秀把知识分子的参政意识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结合在一起，其贡献和影响是巨大的，对中国共产党创建起到极大促进作用。
再次，陈独秀在近现代史上很多方面都是开风气的，在文化史、学术史上都有一些新的视点。陈独秀学养丰厚，学术造诣深湛，博学多艺，工宋诗，写隶书，对历史、哲学、文学、训诂音韵、文字考据等旧学有精深研究。通晓英、日、法语，懂德语和拉丁语，新学造诣尤深。在文学上，他提出“三大主义”，即国民文学、写实文学与社会文学。他提倡反儒排孔思想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东西文化论战中，他提出学习西方的思想，开阔了国人的视野。在“科玄论战”接近尾声时，他对科玄两派的批评使近代文化思想史三足鼎立局面进一步形成。陈独秀所倡导的一系列文化与文学主张，揭橥了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总方向。而且，他对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开拓，比之他在政治领域的活动，得到了更为直接而具体的历史裁判。
最后，客观审视陈独秀后期所犯的错误。中共六大总书记向中发说，“陈独秀的性格具有双重性：即特立独行，不易受他人左右；又容易盲从，尤其容易受到与自己产生共鸣或者自己比较尊重的人的思想的影响。他在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鲍罗廷的相处中，就更多的表现了后一种特性，即服从和随从性。”所以说他所犯的错误，不能全归咎他，有共产国际的原因，加上中共太年轻，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所以他所犯的错误应该是集体错误，不该由他一人承担！另外，要求一个年轻的党和其年轻的领袖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不犯错误，确实是一种苛求。
四、小结
陈独秀的思想、人格、个性、才华、智慧、以及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真知灼见是令人折服的，其为中国文化向现代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是令人永远敬仰的，其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建党之初的突出贡献更是让人永远铭记。但他后期所犯的错误，被好多人抓住不放，似乎这过错足以掩盖他的功绩。客观的说，陈独秀的一生不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坚持扮演战斗不息的哲人角色，时时都在“忤众”。所以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他也乐于接受，仅指出这是“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为了坚持“探讨真理之总态度”，他“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一切“迷信与成见”，均不放过。与他有过接触的人中，大都不甚承认他政治方面的作为，却推崇他在革命方面的贡献。他的思想独到，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人民解放事业，可以堪当一名革命者。但政治预见不强，由于种种原因犯过严重的政治错误，不能胜任政治家的美誉。可以说，他是一个革命者，不是一个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