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在一个转型的时代，且是百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转型时间节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判断，国家已经从战略高度对社会转型、经济转型、产业转型等维度对迎接“百年大变局”提出了要求。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领域也拉开了转型的帷幕：从过去的外延式发展到提倡内涵式发展是转型，从过去的行政权力治校到教授治学再到强调治理能力是转型，从过去的制度缺失到提倡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转型，从过去坚持多年的人才培养模式到提倡“四新”——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是转型，要求地方普通高校向应用型高校定位是转型，要求民办高校在营利和非营利之间进行选择和推进独立学院“转设”是转型，从大学教师聘任的“铁饭碗”到“准聘制”是转型，从线下教学到线上教学再到混合式教学是转型……这一切都蕴含着对大学转型发展的期待，我国高等教育正走在全方位转型发展的路上。
一、什么是大学转型发展
探讨转型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拉美“权威主义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斯坦福大学菲利普•施密特提出了“转型学”（Transitology）概念。同一时期，我国学界也相继出现了提倡“转型学”研究的学者。如社会学领域的孙立平教授提出了“转型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他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共产主义这种独特文明作逻辑的理解。诚如孙立平教授所言，创建转型社会学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信念：如果将中国、苏联、东欧改革前的社会形态视之为共产主义文明的话，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该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再如在经济学领域，学者们从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一特殊时代背景出发，提出了“转型经济学”和“转型政治经济学”。如陈世清教授在其所著的《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和《对称经济学丛书》中，提出了“转型经济学”概念和基本体系，他认为，转型经济学就是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基础上的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存在着两种转型：一是经济制度的转型（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与人的实践模式的转型。两种转型是局部与整体、个别与一般、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将使后者得到充实，前者得到升华。真正的“转轨经济学”应该包含二者。
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学界对转型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转型社会学、转型经济学以及转型政治经济学领域，三者皆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改革为现实背景，主要是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为出发点，所述及的“转型”有特定的语境和特定的内涵与指向，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上述学科对社会转型的理论和实践探讨，正在悄然汇成“转型研究”的洪流，为打开大学转型发展的视界奠定了基础，对于高等教育领域实现转型和研究转型，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什么是大学转型或什么可以称之为大学转型发展，这是实现大学转型发展的前提。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人们习惯用发展、改革、变革、变化等概念描述大学活动中的各种变化和进步。诚然在上述概念中，都有“改”和“转”的含义，在实践中的一些改革举措也见到了效果，但似乎距离国家和人们期待的“世界一流中国特色”的大学还有较大差距，一些做法总是给人一种“形似神非”的印象。如从学年制向学分制转变，在我国已经提出了近40年，但真正做到学分制的高校还是不多，学年制的痕迹依然很浓。问题何在？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对大学转型发展的内涵缺乏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对现在的大学“型态”依旧恋恋不舍，对大学转型发展向何处去没有明确的方向感。
大学转型发展根源于社会和大学自身对实然状态的“不满”，根源于大学自身从实然状态向应然状态的追求，即从现存的大学“型态”走向完全不同的“型态”，使自身的“型态”逐渐向着更合理、更科学、更成熟的“型态”发展。这一过程既折射着大学主体价值取向的升华，也反映了大学在社会发展中的行动抉择。因此，大学转型发展是思想观念、发展模式和组织结构等一系列要素的根本性转变，集中表现为一种“符合目的”与“合乎规律”的主体觉醒与选择过程。因此，大学转型发展必须具有明确的目标性、过程性和选择性，乃至具有一定的理想色彩。
大学转型发展实质上是一种组织战略、组织定位、组织职能、组织结构、组织基因和组织文化等一系列要素的重大改变。大学转型发展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或类型：其一是指一个国家的整体高等教育系统转型，其二是指一个国家内部某一类高等教育机构的转型，其三是指一所高等学校的转型，其中一所高等学校的转型发展是重中之重。只有在一定发展时期或阶段内，大学的教育观念、组织结构、制度安排、发展模式、学术生态等层面发生明显变化，才是真正的大学转型发展。因此，大学转型发展的过程是理论反思、是探讨规律、是寻找方向、是引领未来。
大学转型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其一，转型的动力与主体。就动力而言，大学转型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既有国家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进步的迫切需求，也有大学自身内涵式发展的自省。就主体而言，大学转型发展的主体不仅仅是大学自身，还包括各级政府和社会力量，尤其是政府在推进大学转型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更是我国大学转型发展的核心问题。
其二，转型有主动转型与被动转型之分。主动转型是指大学的前瞻性预判，根据国家和社会转型的大趋势，主动走上转型发展之路，引领其他大学转型发展。从历史上看，大学转型发展往往是以某一特定的历史事件为导火线，由一所大学或几所大学率先转型，其他大学随之而动，此种大学转型都属于“被动转型”。如我国在此次疫情期间推动的线上教学就属于此类。因此，利用某个特殊事件的时间节点，启动与推进大学转型就成了国家采用的有效手段。
其三，转型的过程与次序。就过程而言，大学转型发展有自上而下的转型，也有自下而上的转型。自上而下的转型往往由国家或外力推动，属于国家行为；自下而上的转型属于高校自省，具有探索的示范作用。就次序而言，不同国家不同高等教育体系的大学转型的次序不一样。以体制转型为例，有的从办学体制入手，有的从管理体制入手，有的从投资体制入手。一般说来，大学转型过程中的优先次序取决于一个国家、一所高校的实际状况。
其四，转型的方式与途径。就方式而言，大学转型发展有渐进式的转型，也有突进式的转型，前者是缓慢地完成，后者则是一蹴而就。就途径而言，大学转型的途径呈多样化方式，既可以从宏观层面的大学职能切入，也可以从微观层面的教学活动入手，时代不同，大学转型的途径不同。
总体而言，大学转型往往是在外部压力的推动下启动、发展与完成的，这是一个全方位、系统性的过程，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多方协作共同推进。需要说明的是：大学的全方位与系统性转型，并不意味着转型过程所涉及的多方要素是同步推进或平衡发展的。
无论是实现一个国家的整体高等教育体系转型或一所大学的转型，都需要厘清自身的初始“型态”、过程“型态”与目标“型态”（理想“型态”），即人们所说的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及目前所处的位置，这是将大学转型落在实处的基本要求。一般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或一所大学的转型，从初始“型态”到目标“型态”，其转型过程都有自己的阶段性或时间特征。如果置于历史的时间链条上考察，大学转型是一个阶段性过程，都有一定的时间规定性，而非一个不间断性过程。换言之，任何大学都不是一直处于转型的过程中，转型完成之后往往有一个“定型”阶段。这个“定型”阶段既是上一次转型的巩固过程，也是酝酿下一次转型的生成阶段。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经过几年的“院系调整”之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进入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定型”阶段，转成了今天的高等教育“型态”，即具有明显苏联特征的大学之“型”。从转型的时间周期来看，此次转型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而定型阶段则比较长，直至今日还存续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之中。因此，无论在理论还是现实层面，都亟须一种新的视角来判断4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之“型”。
虽然我国已经对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和大学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了充分认识，在行动上也有了许多尝试，但在要求大学转型时却存在着如下误区。
第一，对大学转型进行标准化的界定。行政部门往往明确规定大学转型的“达标”要求，以各种量化指标构建生成一个具体的大学转型“量表”，结果是以“转型”的名义构建了另一套大学“型态”与发展的评价体系，其结果往往与我们追求的理想目标相违背。
第二，对大学转型发展的形式化界定。主要表现为将大学转型“嵌套”在经济或非教育转型的话语体系中，进行某种程度的程序性、复制性表达，却没有把握大学转型的“本质特征”，即任何时代、任何高等教育机构的转型都应该围绕人才培养过程展开，因为大学的本质职能是人才培养。
第三，对大学转型提出时空上的同步要求，较少考虑不同高校的办学基础与条件。总之，大学转型的要求和界定应该体现与表达出大学组织的特殊性，应该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等最基本的大学功能出发，将大学转型的价值取向落脚在人才培养上，这既是大学转型发展的基本原则，也是大学转型发展的永恒原则。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各项改革都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涉及问题之多、领域之广、矛盾之深，前所未有，大学转型发展时不我待。此时呼吁大学转型发展，要求大学尽快完成转型，这是时代的呼唤，这是民族的觉醒，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是一个不容错失的机遇。因为我国今天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高等教育，亟须大学“出手”解决一系列“卡脖子”问题；我国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一大批应用型人才。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拷问和冲击人类文明的时刻，在西方国家对我国不断“打压”的背景下，作为人类文化、社会良知和创新引擎的大学，必须在时代变革中主动转型，必须承担起这份唯我能做的使命。因为，大学是提升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加油站”和“动力器”，是保持和提升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风向标。
二、大学转型发展的历史经验
无论是一个国家的整体高等教育转型还是一所大学的转型发展都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西方国家的大学转型主要是依靠千年的时间慢慢完成。但这一转型模式显然不适用于当今中国，这不是我国大学转型发展的路径依赖。我国作为一个赶超型国家，尽快实现高等教育由“大”到“强”的远大目标，容不得我们模仿或走完西方大学转型的全部道路，更容不得我们通过消磨时间来完成大学转型。今天的国家转型和大学转型需要缩短时间，才能够跟得上时代步伐，才能引领社会经济发展。我们需要自信：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并没有达到像有些西方学者认为的“天花板”，我国高等教育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依然可以走出大学转型发展的中国道路。实际上，大学的主动转型与被动转型之分，也可以称之为“人为转型”与“自然转型”之分。人为转型主要是指大学在外部压力到来之际采取的主动行为；自然转型主要是指大学基于外部的社会压力慢慢地觉醒。对“后发外生型”国家而言，推动大学的“人为转型”具有积极意义，这是时代赋予高等教育的责任，也是每一所大学的责任。
大学发展史就是大学转型的历史。大学转型过程就是大学基因裂变的过程，大学转型的成功就是大学走向成熟和理性的标志。然而，大学转型既是一个阵痛过程，也是一个“试错”过程，大学转型中的阵痛，既涉及制度设计，更涉及教育观念更新，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传统。仅有大学转型的概念和口号，或仅有转型的制度设计，不愿意“试错”或经历“阵痛”，转型依旧会“悬浮”在原有的模式上。如我国一些研究型大学，几年前开始尝试“大类招生大类培养”，但由于“专业教育”的思想根深蒂固，本来具有引领意义的人才培养模式转型出现了停滞，目前部分大学甚至退回到原来“专业招生专业培养”的老路。因此，每一次大学转型都需要教育观念的重新启蒙，需要大学人的“新文化运动”。
大学转型首先是一个国家层面上的战略概念，即一个国家整体的高等教育系统转型。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转型主要还是靠某所具体的大学转型牵动，而后成为国家模式或经验。历史证明，一个国家整体高等教育转型成功的背后，往往有一所具体大学的影子，大学转型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转型的先导或基础。
关于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转型，世界上曾有五次“经济中心转移”之说。殊不知，世界五次经济中心的形成，几乎都伴随着被人们忽略的高等教育中心转移，即世界五次经济中心和科技中心的形成，都绕不开高等教育转型，尤其是高等教育职能的拓展。如德国对英法高等教育的超越，得益于把科学研究引入大学；美国对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高等教育的超越，得益于把社会服务引入大学，从而推动了国家层面上的高等教育“整体转型”。在20世纪初的知识经济时代，又有美国学者提出了“知识经济是站在大学的肩膀上”的判断。
关于一类高等教育机构转型，西方国家已经有了许多经验。首先来看美国的一类高等教育机构转型。1862年，美国国会出台了《莫雷尔法案》，在该法案推动下，美国建立了59所赠地学院，“资金必须用于资助至少一所具有学科领先水平的学院从事农业、机械等相关学科领域的教学研究，当然也不排斥其他科学和古典学科的教学研究，包括军事战略学。”虽然私人捐赠并没有这样的限制，但是许多企业家并不希望他们所捐赠的大量资金用来资助少数喜欢研究哲学和宗教的青年人。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些赠地学院，几乎都成了研究型大学。再如美国在150年前有许多师范学院，其中人们最熟悉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就是其中之一，该校用了50余年时间，从一所普通的师范院校转为研究型大学。
再来看英国的一类高等教育机构转型。以1965年英国教育与科学大臣Crosland关于“高等教育二元政策”的讲话为标志，自1968年起，英国先后成立了34所多科技术学院，这些学院以其灵活创新、开放多元的特点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要，成为英国“双轨制”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其后30年间，伴随着英国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多科技术学院在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等方面出现滞后的现象，大学生构成也开始发生变化。于是在1991年和1992年，英国政府先后出台了《高等教育：一个新框架》和《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批准多科技术学院具有与大学同等的地位和学位颁发权，最终多科技术学院全部转型为大学。按照高等教育“学术漂移”理论的解读，这一转型过程主要源于多科技术学院对英国经济结构调整、未来大学地位以及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主动转型。
最后看一下日本的一类高等教育机构转型。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推进，日本政府于2004年启动了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这是战后日本国立大学管理体制转型的重要举措。在此之前，国立大学长期作为行政机构的一部分而被置于文部科学省的直接管理之下，从而导致大学的官僚化、行政化色彩日趋浓厚，已经完全不适应市场化变革。经过十年左右的推动，日本国立大学已经拥有了独立的法人资格，并从此摆脱了文部科学省的直接管理。
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和大学转型的经验来看，建立新大学也是一个国家推动整体高等教育转型的重要手段。如19世纪中期的英国“新大学”运动，美国19世纪中后期的赠地学院。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也曾采取了类似战略。再如我们熟悉的美国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欧林工学院，英国的华威大学以及今天美国的密涅瓦大学等，都属于“新大学”范畴。正是这些“新大学”，起到了大学转型发展的示范意义。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学“型态”，在世界上本应具有独特的位置，如职工大学、电视大学、业余大学、企业大学、自学考试、国家学历文凭考试等，其“型态”十分丰富。但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不知不觉中这些具有“本土化”特点的大学“型态”基本消失，或者说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作用迅速降低，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
一所大学的转型可分为模仿的转型发展、探索的转型发展和引领的转型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此类案例很多，恕不一一举例。对我国大学而言，历史上的做法主要是模仿，尤其是在模仿过程中，更多地关注了“型”的形式，忽略了“型”的形成过程，更忽略了“神”和“定型”的过程。因此，我们现在提倡的大学转型，要从模仿走向超越，从探索走向引领。打一个简单的比喻，今天的大学转型就相当于人们使用的手机，尽快完成从“功能性”手机向“智能性”手机的转变。
从认识层面上看，我国对高等教育和大学转型重要性的认识不谓不深。但之所以转型过程和结果难以令人满意，主要是我们对西方大学“型态”的认识主要还是横断面的解读，或者是基于结果的解读。对西方大学转型过程的忽略，使得我们今天的大学转型过程陷入了困境，缺少了“抓手”。其实，在高等教育的历史长河中，大学是一个惰性较强的系统。西方的16世纪至17世纪被称为高等教育“冰河期”，大学被称之为“象牙塔”或社会组织当中“最保守的机构”，都是直指大学“天然”的惰性。只有在文艺复兴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后，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西方才开始大学转型。二战之后，各国大学转型的速度加快，今天更进入了快车道。我们今天熟悉的乃至推崇的西方高等教育“型态”，如创业型大学、开放大学、服务型大学等都是二战后的产物。在我国，曾几何时，高等教育被认为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同样是在讽刺大学的惰性。
三、我国大学转型发展的特殊性
百年以来，我国大学转型的速度和力度等，在全世界可能都是独一无二的，转型造成的成本和代价也很高。如从书院转学堂再到近代大学，从新中国成立前学欧美、学日本、学德国，新中国成立后完全照搬苏联模式，改革开放后又开始重新接触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经验和模式。短短一百年间，我国高等教育经历的变革乃至重塑，在大学历史上都是较为罕见的，其中既有丰富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这本应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在新时代重新出发的宝贵资产和智慧来源。但由于我们对历史上的大学转型既缺乏理性总结，更缺乏深刻反思，几乎淡忘了历史上每次大学转型带给我们的阵痛，忘记了历史上的转型留给我们的遗憾，也忘记了历史上的转型带来的大学文化和制度“断裂”，好像也想不起来曾经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经验和教训。每一次大学转型几乎都是一次重新开始，都是另起炉灶。回溯我国百年大学转型发展走过的道路，历史似乎与我们兜了一个圈子，开了一个“玩笑”，又回到了大学原来的起点。如今天的大学“型态”，在“外型”上与西方大学十分接近，但在骨子里似乎还是苏联之型。再如，越是从宏观层面和“外型”上看，越觉得已经完成了大学转型，可越是深入到大学组织内部，尤其是人才培养模式内部、学术组织内部、学科架构内部、专业设置内部、知识体系内部、课程体系内部等，就会觉得转型还根本没有完成。
我国大学转型发展的所有问题都有自己的阶段性，这是由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性决定的。今天我国大学转型的特殊性，根本上源于且基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代背景。时至今日，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和个体的大学，看似经过多年的市场经济洗礼，似乎早已摆脱了计划经济的藩篱，其实并没有完成脱胎换骨的变化。就以大学分类来说，早在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提出了“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的要求。然而到现在为止，国家层面的高校分类体系始终没出台。究其原因，高校将“分类政策”寄希望于国家制定，而国家是希望高校能够完成自我转型之后再确定分类政策。由于两者之间的思维不匹配，因此高校分类问题迟迟没有解决。而当高校没有完成转型的时候，国家政策也很难出台，这就是当今高校分类陷入困境的原因。当然，这是时代和国情的特殊性决定的。因此，深入理解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和大学之“型”，是新时代转型必须回答的问题。
大学转型发展实际上是跳出路径依赖的过程，是形成本土化高等教育“型态”的过程，是根据社会进步不断调整高等教育“型态”的过程。但由于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是“舶来品”，一直采用的是“跟跑”模式，既形成了相对“固化”的路径依赖，也形成了相对固化的外来“型态”，与本土化的国情难以匹配。如前所述，我国几乎尝试了西方国家主要的大学形态和治理模式，但始终都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水土不服现象。实践告诉我们：“转型”的关键不在于外在的“形”或“型”，而在于内在的“神”，仅有其“型”没有其“神”，往往就是一个“四不像”，这是一个值得深刻反思的现象。
从表面上看，今天我国大学转型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似乎是制度设计出现了问题，其实并非完全如此，更深层的原因还是传统文化和大学基因在起作用，与我们的教育惯性和教育记忆紧密相关。如今天大学的管理者和教师群体，几乎没有接受过学分制和绩点制，没有接受过跨学科教育，没有接受过创新创业教育，没有接受过通识教育，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在线教育……而上述做法都是今天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的基本要求和发展方向，都属于大学转型发展的范畴。即使对上述改革诉求略有所知，也仅仅是一知半解。因此，真正实现大学转型，就要提升大学治理能力和水平，需要我们与教育惯性和教育记忆作斗争，这实际上就是转型发展的过程“博弈”。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在大学转型中起的作用，是解决大学转型发展之“神”的问题的一个切入点。大学惯性与教育记忆，其实都属于大学文化的范畴，文化是“一只无形的手”，在深深地影响着和制约着我国大学转型。文化和教育观念不转变，实践中的大学转型势必困难重重，势必要打一些折扣。
今天我国的大学“型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产物，在大学师生乃至管理者心中，仍然习惯于苏联模式下形成的学习观念、教学观念、管理观念、评价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尽管近年来引入了许多西方的教育理念、方法和管理制度，但在实施当中往往大打折扣，这是今天大学转型面临的最大实际问题。破解这道难题呼唤着对大学文化、教育文化、管理文化以及由此所构成的整体大学文化的时代反思与重构。
从世界范围看，高等教育问题尤其是一些深刻的内在问题，使得大学转型滞后于社会期待成为一种常态，对于社会和大学自身都具有消极影响，这不由让人想起曾经在美国发生的一幕。1995年，时任美国联邦教育署长的欧内斯特·博耶发表演讲指出：“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事实上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的一部分。”当时的背景是：美国大学的科研与教学矛盾日益凸显，大学生学习和人才培养质量受到冲击，人们都在讨论科研与教学的矛盾。而博耶跳出这种线性思维，指出埋藏在科研与教学表面现象背后的罪魁祸首，是急功近利的大学文化生态，造成的是师生间的过度竞争，滋生了各种学术研究和教育的怪相。从上到下，从教师到学生都很焦虑，在这样的氛围下，不仅教学质量受到冲击，而且同样产出了大量为了应景的低水平的科研成果。归根结底，是大学精神的衰落。人人都非常焦虑，身不由己地被卷入这个绞肉机中，同时也滋生了各种学术不端与教育怪相。博耶对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乱象提出批评之后，许多大学领导者和思想家们，也相继表达了类似观点。如德里克·博克所说的“回归大学之道”，刘易斯说的大学正在“失去灵魂的卓越”，就是意在找回大学之魂。
在信息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今天各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中美之间的博弈愈加尖锐，快速发展的我国高等教育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压力和由“大”到“强”的迫切期待。从国际环境来看，近期中美高校之间的人文交流出现了停滞，数百名赴美留学生遭到拒签。从国内来看，大学面临着来自政府、社会、师生等多元的价值诉求。此种状况与当时的美国高等教育相比，其中一些具体问题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其表现形式更加复杂。显然，面对一系列挑战，新时代提出的大学转型更需要跳出平面思考，需要立足于中国实际问题再出发，需要立足于人才培养这个大学转型最重要的问题，重新思考我们向何处去？在这个转型的时代，大学转型重新回归理性、回归常识；需要正视转型、重视转型，并在实践中研究转型、探索转型，建立符合国情的大学转型理论和实践模式。
四、结语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从上至下对加快大学转型已经形成了高度共识，在实践中也探索出了一些转型经验，但整体的大学“型态”仍处在新旧交替之中，大学转型发展还没有迎来真正的转折点。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国家的大学转型都是扎根本土化的办学过程，是基于本土文化的重塑过程。当前我国大学转型的困境，就在于原来的计划经济之“型”根深蒂固，在某些领域甚至存在着集体无意识，尤其是一些根植于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仍然留存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之中，并对当前大学转型发挥着明显的牵制作用。因此，新时代的大学转型需要认真反思和总结国际和我国大学历史上的转型经验，寻找大学的转型规律。
作者：邬大光，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教授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1年第８期
